胡伟:连氏调查为民意提供表达渠道 促政府公共服务改善2016新疆警察学院招生2016无锡高中自主招生2016春季高考招生计划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11月18日电（记者 徐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11月15日联合发布《2013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青岛、杭州、厦门连续三年稳坐服务型政府十佳城市前三把交椅，北京、成都、济南，大连、南京和宁波（并列），上海和乌鲁木齐（并列）依次入围前十。

围绕“2013年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举办的“连氏公共管理国际会议”于16日同期召开。该调查的合作者——上海社科联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在会议间隙接受了新华网的专访。

《中国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合作者——上海社科联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在会议间隙接受了新华网的专访。 新华网

给百姓表达渠道 给政府准确参考

记者：作为该调查的合作者，你和你的团队从事《中国服务型政府调查》研究的初衷是什么？

胡伟：现在，中国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少公民参与，外在的评价，老百姓民意表达的渠道还不够广泛。民调是一种较好的民意表达渠道，相当于老百姓“用嘴投票”，通过民调对政府进行评价。西方的盖勒普调研等对政府都有较大的影响。比如，最近美国的民调说奥巴马支持率降到40%以下，奥巴马就会感到压力。通过民调不断的给政府显示一种信号，就像人快生病，快发烧了，提前警告你一样。以压促变，国际上的经验是这样，政府的改进光靠自觉性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外压，民调是一种很有效的压力。

当然，做民调的过程是很艰苦的，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前几年我一直想做，但没有条件付诸实施。后来遇到南洋理工大学也有相关的研究，和他们谈了一下，一拍即合。同时，新加坡连氏基金每年投入近100万人民币赞助这个项目。南洋理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有很好的研究团队，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水平是国内一流的，我们还有长江学者参与这个项目。

我们发布这个榜单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采取科学的民调方法让民意得到准确的表达，让老百姓主动发声，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通过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大家共同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比如，上海前几次都排到十名以后，就很关注这个事情，这次就进入前十名了。

同时，这个榜单也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媒体宣传的越多，老百姓越关注，就会越促进政府改进，最后得益的还是老百姓自己，这就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主要目。

记者：通过这四年的运作，您觉得达到预期的效果了吗？

胡伟：应该说只是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这个项目第一年是厦门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合作的。我们是从第二年开始和他们合作的。前两年的调研结果都是在北京、上海发布，累计都有300多家媒体报道。今年首次在新加坡发布，新加坡也有很多媒体报道。可以说，它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现在只是初步的，有一点点知名度，老百姓关注的不多，政府关注的有，但不广泛。但我们可以一年一年的做，可能做十年，可能当时百分之五六十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排行，这个需要时间的积累。我们希望要能做到像美国的大学排行榜一样权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学院只做了3年，我觉得这个成效已经不错了，但是要想达到预期目标，三年肯定是不够的。

记者：从四年的调查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在服务型建设方面正经历着怎样的转变？

胡伟：目前因为时间太短，还没有看出有明显变化，比如一线城市，今年算是稍微提高了一点，但是总的来讲没有很明显的变化。这些城市的排名虽然我们排出来了一二三四，但是分数都很接近，就像高考一样，差一分就上不去了，其实差距并不大。总的分数都不高，最满意的，我的印象也就是70分左右，第一名也就是70分左右，不是到80分、90分，总的来讲，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不算高。所以我们积累若干年，跟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民主法制建设同步往上看，总体水平比如现在是60分，将来能不能到70、80分，这样来看就非常有意思了。

记者：去年的“十佳”服务型政府里，政府效能这项分数普遍较低，今年的情况怎么样？

胡伟：我们调查中服务型政府的公众视角这项，包括“政府透明度、公众参与度、政府廉洁、政府效能”等方面，其中“政府效能”这项，各个城市的分数是最低的，去年也是这样，应该说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对政府的效能还是不够满意。从“基本公共服务”角度来看，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分为八个方面，比如交通、医疗、教育等，老百姓相对满意度高一些。

我认为一个是政府纬度的，一个是服务纬度的。相对来说，服务纬度的分数高一些，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你提供的东西满意度相对较好，但是对政府自身的一些指标，满意度不高。我们调研下来基本上是这个情况。打个比方，就好比父母给孩子进行服务，无微不至，要吃的给吃的，要穿的给穿的，这个孩子是满意的，但是孩子没有发言权，我给你吃你就得吃，给你穿什么就穿什么，让你做功课就得做，孩子没有自主权。

《中国服务型政府调查》的合作者——上海社科联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在会议间隙接受了新华网的专访。 新华网

二线城市将纳入今后的调研范围

记者：《连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报告已经连续发布四年，今年的调研和去年相比有哪些不同?

胡伟:去年的调研仅限于内地城市，今年的调研范围扩大，除内地的36个城市（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外，还包括香港和台北。当然，我们不能拿台北、香港和这36个城市进行比较，只能和一些主要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进行比较，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另外，今年调研的内地城市数量是36个，比去年多。过去从未调研过的拉萨，这次也在考察范围，调研已经扩大到中国边远城市。希望以后能不断扩大调研范围，今后二线城市可能也将入调研。现在是三十多个城市，以后是四十多、五十多个。越多城市纳入，我们的调研就越全面、科学。

再有，今年的调研结果也有较大的变化，因为前三年一直都是厦门第一，今年是青岛第一。胡伟说，前三甲依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只有少许变化。好的基本上还是比较好，差的还是比较差。调研具有稳定性是正常的，如果跳跃性太大，反而说明我们的调研样本可能有问题，现在来看，每年调研都是比较接近的，变化只是微小的变化，但是今年变化比较大的就是第一名让青岛夺冠了。

调研方法具科学性 与国际接轨

记者：现在，国内各个领域的民调也很多，发布了很多榜单，但其中一些得出的结论与老百姓的认识大相径庭。能否具体介绍一下，你们的调研如何保证数据的科学性？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胡伟：《报告》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调研系统（CATI），采取电脑随机抽样的方式，这是完全跟国际接轨的方法。胡伟说，我们首先要获得数据库，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甚至包括拉萨。我们事先都会有居民信息在电脑数据库里，然后根据电脑随机抽样进行调研，相对是比较客观、真实、权威的。

今年不完全是我们学院的民调中心承担调研，以前完全是我们承担的。去年，我们学院调研团队光电话就打了50万个，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调研数据是比较真实、可靠的，确实是一个个电话打出来的。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废卷，就是他不回答或者数据不完整，为什么打这么多，就是为了获得完整的数据。

我们的数据库毕竟不是官方权威的数据库，都是通过民间渠道收集整理的数据。如果数据库不能把城市所有居民数据都输入，就可能出现数据分布不广泛、不均衡，抽样就可能出现遗漏。比如抽到有钱有权人的数据较少，老百姓的数据多一些。越是老百姓的数据越容易拿，越是精英阶层越难。

虽然如此，调研结果总体比较稳定、客观，和大家的常识比较接近。比如厦门、青岛等都是大家公认的公共服务比较好的城市。现在一些民调出来的数据，和大家的认知完全大相径庭，有些是莫名其妙的，我们的调研没有这个问题，在现在市场上各种调研当中，我们的数据是比较好的。

记者：网络也是民意表达的渠道，你们的调研方式中为何不涵盖网络调研？

胡伟：科学的调研必须有广泛性，电话调研的方式是国际通用的，比网络更具广泛性。中国最大的压力就是主流民意如何表达，光靠网络是不行的。其一，网络群体有特殊性，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可能发声，不关心的人就不发声。其二，上网的人年龄层次不具有广泛性。但电话调研的方式，涵盖各个年龄层次，无论是关心还是不关心这个事情的人，我们都会打电话过去。这也是西方的民调，没有把网络纳入调研方式之一的原因。比如盖勒普调研说总统支持率多少，不是经过网络调研出来的，一定是像我们这样调研出来的，因为这样才具有代表性和覆盖性。